最近一条消息在国际舆论场引发强烈震动。美国政府正在向国际刑事法院施压 ，要求修改《罗马规约》，为美国官员设立永久性豁免条款 ，确保任何美国官员都不会因战争罪或反人类罪被调查或起诉 。如果国际刑事法院拒绝配合 ，美国将追加制裁，甚至不排除制裁整个法院 。
这不是技术分歧 ，而是赤裸裸的要求：国际法不能约束美国。
类似的情形并不陌生 。长期以来 ，美国政界频繁使用“流氓国家 ”这一标签，将其贴在别国身上 。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，被点名的是伊拉克 、伊朗和朝鲜；近些年 ，这一名单换成了俄罗斯 、伊朗和委内瑞拉。在美国官方叙事中 ，这些国家被描述为破坏国际秩序、威胁世界和平的危险存在 。
但如果抛开政治口号 ，回到事实本身 ，结论往往完全相反 。
从国际法角度看，从战争次数 、军事干预规模和持续时间看 ，从对他国内政的介入程度看 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对手。2000年，美国历史学家 、记者威廉·布鲁姆出版《流氓国家：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指南》 ，依据美国政府解密文件 ，系统梳理了美军和中情局在全球的干预行动。他得出的结论非常明确：按任何一致标准衡量，美国都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际法破坏者 。
这一模式并未因总统更替而改变 。根据美国政府公开资料 ，美国干预过的国家数量覆盖了地球上绝大多数主权国家 ，没有任何国家接近这一规模。更关键的是，这种行为并非某一党派的选择，而是共和党与民主党几十年来高度一致的共识 。
特朗普只是让这一逻辑更加公开 。他不回避“帝国 ”一词 ，也不掩饰对国际机构的敌意。此次针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施压，正是这一思路的集中体现 。
需要说明的是 ，美国并非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 。2002年《罗马规约》生效前 ，克林顿政府曾签署条约，但尚未完成批准程序 ，小布什政府便选择“退签” ，宣布美国不受ICC管辖。但美国并未因此与ICC保持距离，而是持续要求法院不得调查美国及其盟友 。
此次施压中 ，美国提出的条件十分明确：不得调查特朗普及其核心官员；撤销对以色列领导人在加沙战争中的调查；正式终止此前针对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的调查 。作为对价 ，是“避免进一步制裁 ”。
路透社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 ，华盛顿担忧未来几年国际刑事法院可能将调查对象扩大至美国总统、副总统和国防部长 ，“这是不可接受的，美国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” 。
这番表态，等同于公开否认国际司法对美国的适用性 。
讽刺之处在于 ，美国不是ICC成员 ，而巴勒斯坦是。正因如此，国际刑事法院才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 ，指控其在加沙实施反人类罪。美国真正担心的并非程序问题 ，而是责任链条一旦被追溯，作为长期军事和政治支持方 ，美国同样可能被牵连 。
因此，美国选择的不是回应指控 ，而是试图瘫痪机制 。
这种做法并非首次出现。2002年 ，小布什政府通过《美国军人保护法》，因其内容极端 ，被外界称为“海牙入侵法案 ” 。该法明确规定 ，若国际刑事法院拘捕美国官员或盟友官员，美国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手段，甚至不排除军事行动 ，将人员“带回 ” 。
这一法律出台的背景 ，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。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明确表示，这场战争违反《联合国宪章》 ，属于非法侵略 。布什政府担忧战争责任被追究 ，提前构筑了法律和政治防火墙 。
最终 ，没有任何美国高层官员因伊拉克战争或随后一系列战争被追责。
但战争后果并未消失 。布朗大学“战争代价项目 ”统计显示 ，从2001年至2023年，美国“9·11 ”后的战争已造成至少450万人死亡 ，这一数字仍在上升 。这些死亡不仅来自直接军事行动 ，还包括战争引发的疾病 、饥荒和基础设施崩溃。
正因如此，美国始终将国际刑事法院视为潜在威胁 。
特朗普再次执政后不久 ，便恢复并扩大对ICC的制裁 。2024年12月 ，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多名ICC法官实施新一轮制裁，理由是法院调查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。国务卿鲁比奥公开称，这是对ICC的“惩罚” ，并指责其侵犯美国和以色列的“主权 ”。
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随后明确指出，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行为违反法治原则 ，是对国际司法体系的直接攻击 。
这些制裁并非象征性措施 。由于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，以及美国科技公司在全球平台中的垄断地位，制裁迅速转化为对个人生活的全面限制。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·汗的银行账户被冻结 ，电子邮件服务被切断 ，已有9名ICC工作人员被列入制裁名单 。
美联社报道指出，这些制裁影响了被制裁者及其家庭的出行 、支付和日常生活 ，一些基本金融和技术服务被迫中断 。
这种方式不需要军事行动，却足以让个人在全球体系中寸步难行。
有人将这一切归因于特朗普的个人风格 ，但民主党执政时期的表现并未显示本质差异 。2021年 ，拜登政府上台后解除过特朗普时期对ICC的制裁，试图塑造“尊重国际法 ”的形象 。但2024年，在ICC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后 ，美国再次释放制裁信号 ，逻辑与此前并无不同。
在联合国层面，美国的立场更加直观 。2024年12月10日 ，联合国大会表决一项保护联合国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安全的决议 ，结果为153票赞成、1票反对 。唯一的反对票来自美国。
同年 ，要求解除美国对古巴封锁的决议获得187票赞成 ，仅2票反对、1票弃权，反对方仍是美国和以色列 。这类投票已持续数十年 ，结果几乎从未改变 。
2023年 ，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运作的决议，160票赞成 ，美国在反对阵营。关于戈兰高地问题的决议 ，146票赞成 、2票反对，美国再次站在少数一方。
类似投票并不限于巴以问题 。涉及生物多样性 、发展权、单边制裁合法性 、全球经济秩序改革等议题，美国频繁站在全球多数国家的对立面 。
政治学界对联合国大会投票行为进行过系统量化研究。研究显示 ，美国在投反对票方面是显著的“离群值 ”，其反对频率远高于其他主要国家 。相比之下 ，亚洲 、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多数议题上高度一致 ，欧洲国家虽多与美国同阵营，但整体偏离程度仍低于美国 。
从数据角度看 ，美国并非“国际社会的代表 ” ，而是经常处于全球共识之外。
讨论到这里，问题已经十分清楚 。如果“流氓国家”这一概念具有分析意义 ，那么它至少指向以下特征：频繁发动战争、系统性干预他国内政 、长期违反国际法 、拒绝接受国际司法监督 ，并通过经济和技术手段打压追责者 。
按这一标准衡量 ，美国的行为高度符合。问题不在于权力大小 ，而在于规则是否适用；不在于是否犯错，而在于是否承担后果 。
450万条生命、数十年的战争与干预记录 、一次次联合国投票结果，已经写入历史 。国际体系或许暂时无法纠偏 ，但事实本身不会消失。
时间拉长后 ，真正留下来的不是话语权，而是行为轨迹 。国际社会终究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：规则究竟是普遍适用 ，还是只约束弱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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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论列表（4条）
我是视听号的签约作者“笪付刚”！
希望本篇文章《谁才是世界最大的“流氓国家”？真相，其实早就摆在那儿》能对你有所帮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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