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些90后年轻中层管理人员，工作五六年时间 ，查实的贪腐金额有两三千万之多 ，一些基层员工收取的“回扣款”动辄上百万，是工资好几倍
当前互联网企业贪腐呈现“软权力寻租”冒头、“小官巨腐 ”突出 、“犯罪黑数 ”难查等新特点 ，与“流量至上”导向 、平台“软权力 ”失管等关系密切
很多案件是部门负责人决策人事任用、挑选合作厂商 、决定项目报价等 ，在关键环节享有实质决定权，上级部门只做形式上的监督和审查 ，为“小官巨腐 ”风险埋下隐患
文 |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 鲁畅 吴文诩
某短视频平台基层运营人员郭某某 ，职务不高，却手握平台账号的“生杀”大权。
一年多时间里 ，郭某某向4名主播违规提供快速解封 、加“白名单 ”等帮助 ，作为交易，累计收受主播行贿的300万元钱款。
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审理的一起案件 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 ，郭某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，罚金30万元 。
当前，部分知名互联网企业正成为新型腐败重灾区。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梳理相关案件发现 ，互联网企业贪腐呈现“软权力寻租 ”冒头、“小官巨腐”突出 、“犯罪黑数 ”难查等特点 。
受访业内人士认为 ，中基层贪腐已成为互联网“大厂病 ”突出表现，给企业带来极大危害 ，建议完善涉企业贪腐法律规范体系建设 ，积极开展涉互联网企业腐败专项治理 。
收取“回扣款”是工资好几倍
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海淀法院 ”）统计，2020年至2024年 ，该院审理涉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127件 ，涉案金额超过3亿元，且近三年案件量呈回涨态势。
核心业务一线员工贪腐比例高 。如郭某某一样 ，部分核心部门员工具有更大的自主决策和行动空间 ，贪腐行为易发高发 。
海淀法院调研发现，业务部门直接掌握和接触公司业务资源和流量资源 ，职权寻租空间更大。数据显示 ，127件案件中涉采购销售 、产品规划、渠道运营 、内容管理等业务部门贪腐案件共104件，占比81.89% 。
工作年限短，犯罪金额巨大 。北京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内部人员犯罪一案中 ，杨某伙同另外两名被告人 ，采用内外勾结的方式在开展商务合作过程中对业务数据进行篡改，虚增合作方业务数据 ，一年多时间非法获利达6700余万元。
据统计 ，案件中年龄在18岁至45岁的被告人185人，占比91.13% ，犯罪金额100万元以上“数额巨大 ”的案件占比达43.30% ，个案犯罪金额最高达6700余万元 。
360集团内审监察总监张美惠说，一些90后年轻中层管理人员 ，工作五六年时间 ，查实的贪腐金额有两三千万之多，一些基层员工收取的“回扣款”动辄上百万 ，是工资好几倍 。
贪腐行为较为隐蔽。在海淀法院披露的案件中 ，被告人利用公司系统漏洞监守自盗，通过修改后台数据方式，向不符合资质的经销商发放大额折扣券 ，在构成受贿犯罪的同时 ，给公司经营造成较大经济损失。
多位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士对“大厂贪腐”现象感到担忧 。“企业反腐不仅是风控问题，更是企业生存的生死线 。 ”新浪公司法务部法务经理高嵩结合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例说 ，中基层员工直接接触客户和供应商 ，掌握具体操作细节，而管理者难以全面了解他们的日常工作 ，信息不对称问题格外突出 ，贪腐行为难以察觉。
新动向暴露新问题
在涉某头部平台内部人员受贿案中，两名被告人分别任部门普通员工 ，负责平台热搜提报 。二人在职期间非法收受他人钱款 ，将他人指定的未达到登榜等级的明星词汇 、话题等内容推上热搜榜，每条热搜推送收取好处费1000至2000元不等 ，不到两年时间内受贿58万余元 。
当前互联网企业贪腐呈现“软权力寻租 ”冒头、“小官巨腐”突出 、“犯罪黑数 ”难查等新特点 ，与当前“流量至上 ”导向 、平台“软权力”失管等关系密切。
软权力失管，流量经济衍生“流量腐败 ” 。海淀法院副院长贾柏岩介绍，案件中出现有被告人为他人在平台入驻、内容评级、热搜提报 、加V 、解封和封禁账号、流量倾斜等事项中提供便利 ，为他人获取隐性准入和竞争优势 ，收受他人钱款的新型“平台权力寻租 ”受贿方式 。
据案件统计情况显示，利用平台“软权力”实施贪腐行为的案件数39件。“对于‘平台软权力’的管理 ，目前多处于行业自治状态 ，外在监督不足，进而出现‘权力寻租’的现象 。 ”贾柏岩说 。
“短链路决策 ”机制现漏洞。在涉某平台案件中 ，被告人王某利用其负责网络运维 、设备选型 、测试、验证等工作的职务便利 ，为供应商提供帮助，收受对方给予的好处费500万元 ，以市场价格一倍的合同价格 ，与并不具备产品研发能力的供应商签订无固定期限设备供应合同 。
受访者说，该案被告人掌握公司专业基础设备的准入决定权和实质选用推荐权 ，权力集中却缺乏监督制约 。
海淀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徐进说 ，互联网企业通常采用扁平化管理 、短链路决策的“去中心化”内部权力分配模型，很多案件是部门负责人决策人事任用 、挑选合作厂商、决定项目报价等，在关键环节享有实质决定权 ，上级部门只做形式上的监督和审查 ，为“小官巨腐 ”风险埋下隐患。
取证难度大 、维权成本高，可能存在“犯罪黑数 ”。调研中记者发现 ，大量互联网贪腐案件积压时间较长 ，随着数据更新和信息更迭，大量证据线索难以查找 ，加大了案件侦破难度 。数据显示 ，127件案件中，大量案件超过3年案发 ，超过5年案发的案件25件 ，超过10年案发的案件3件 。
由于案件整体积压时间较长，取证对行为人口供和配合度依赖较高 ，但部分案件被告人在事发后已从原公司离职 ，且多数贪腐犯罪行为是通过匿名举报方式进入监察部门视野，可能存在更多未被发现的犯罪行为。
“刑事诉讼程序中需配合司法机关，维权成本大 ，有的企业在发现内部腐败以后 ，倾向于‘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’ 。”徐进说 。
合力构建反腐保障
受访人士建议 ，探索构建互联网企业腐败治理制度体系 ，为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保障。
完善外部制约，构建企业反腐法治保障 。贾柏岩建议 ，进一步完善涉企业贪腐法律规范体系建设 ，细化法律规定，明确定罪量刑 ，统一裁判尺度 ，完善涉案财物处理机制 。更新办案思路和技术，合理界定立案标准 ，切实做到公 、私权益平等保护 ，并加强线索核查、取证固证技术手段，靶向解决“互联网+”时代新型贪腐犯罪在案件侦办中的难点问题。加大对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的惩处力度，将审判工作融入社会治理 ，协助企业做好犯罪源头治理和防范工作 。
提升互联网企业全链条内部反腐治理体系 。北京市人大代表 、完美世界文化董事长王雨云表示 ，互联网企业的业务管理模式更为扁平，但规范化建设不能省略 ，互联网企业在发展中要建立“治理架构 、制度建设、管理机制、文化环境 、外部协同 ”的全链路治理体系 ，加快推进互联网企业廉洁体系构建，形成更加科学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，全面提高企业反腐败能力。企业要借助数字化技术赋能风险识别与防控 ，形成“风险可见 、响应及时、处置有效 ”的管理能力，司法机关也可以探索利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 ，破解“立案难”问题 ，坚持科技赋能，根据工作需要通过完善技术手段强化廉洁风险智能监测 。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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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概览：一些90后年轻中层管理人员，工作五六年时间，查实的贪腐金额有两三千万之多，一些基层员工收取的“回扣款”动辄上百万，是工资好几倍当前互联网企业贪腐呈现“软权力寻租”冒头、“小官巨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