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35年前 ，1291年1月26日 ，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开凿修建通惠河 。
两年后，工程竣工 ，《元史·列传·卷五十一》记载：“帝还自上都 ，过积水潭，见舳舻敝水，大悦 ，名曰通惠河 。”沿用至今的名字 ，自此而来。
如今的积水潭北岸高地上，矗立着一座原址复建的汇通祠 ，纪念的正是这一杰出工程的缔造者——元代科学巨匠郭守敬 。
今天 ，重温郭守敬的故事，相信会刷新很多人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认知 。
西海边的郭守敬铜像 ，图源北京郭守敬纪念馆（一）
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言 ，“与历史上的北京城息息相关者，首推白浮泉。”白浮泉 ，正是郭守敬为开凿通惠河所寻水源。
元代定都后 ，北京经济与人口迅速发展，粮饷供给等物资严重依赖江南漕运 。可从通州到大都的最后20多公里 ，车载人扛 ，极费人力畜力 。
打通这最后20公里，难度不小。通州与大都之间，没有适宜的天然河道 ，且大都地势高 ，运河的开凿，必须解决在大都附近找水 ，以及调节水势的问题 。
彼时 ，玉泉山水系虽为现成水源，但水量不足且需供皇宫使用；而永定河水流湍急 ，也无奈放弃 。年过六旬的郭守敬 ，踏遍京郊山水，历尽千辛万苦 ，终于发现昌平龙山东北麓的、属于温榆河水系的白浮泉。
水源确定后 ，郭守敬结合多年经验制定了一份水利图，大致可分三段：以白浮泉为起点 ，引水向西流 ，沿着西山山麓向西南再转向东南，流入瓮山泊（今颐和园昆明湖） 。如此绕道而行，为的是汇聚诸泉 、增加水量 ，同时建设堤坝工程 ，解决引水与防洪的矛盾 。据考证，白浮引水行经的路线与现在京密引水渠基本吻合 ，足可看出郭守敬地形勘测技术之高超。
其下再通过长河 ，引水入大都积水潭，并将此作为泊船终点码头 。当时的积水潭（即为今天什刹海的雏形）“汪洋如海 ” ，又称“海子 ” ，在蒙古语中即花园之意 。尤其是盛夏之际，清荷暗香 ，商船云集。
积水潭以下 ，则重新开挖 、疏浚了金朝“旧运粮河”，使引水沿之经通州东南至高丽庄入白河 。在这段主要航道上 ，巧妙设置了坝闸与斗门 ，以起到稳定通行、“过舟止水”的作用 。
24处闸坝示意图，图源北京郭守敬纪念馆通惠盈盈 、畅通南北，“京师无转饷之劳” ，大大便利了物资交流 ，促进了元大都的繁荣发展。此后随着朝代更迭，通惠河航线长度有变 ，但其运输功能相当重要 ，直至清末京津铁路竣工，漕运才逐渐式微。故而谈起北京的营建史 ，不少历史学家皆称“漂来的北京城 ” 。
（二）
如今 ，每每行走在郭守敬纪念馆 、八里桥、庆丰闸等遗迹，或是乘坐已旅游通航河段的游船 ，无不让人怀想旧时光里的摇曳水声 ，亦感叹古人智慧之不朽 。
可若论郭守敬最伟大的成就，并非耀眼的治水功绩 ，而在于主持制定中国古代最精密 ，也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《授时历》。
面对当时计时体系严重失准的难题，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编制新历时 。郭守敬使用实测方法，主持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“四海测验 ”：在全国设立27个天文观测站 ，派遣监候官14人分道而出 ，自己也跋涉千里，观测范围“东至高丽、西极滇池 、南逾朱崖 、北尽铁勒” ，以采集日月星辰的运动数据 ，观察规律、“敬授民时 ” 。由此测得的回归年长度为365.2425天，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仅相差26秒 ，与现行公历基本相同 ，比同时代欧洲领先近300年。
“历之本在于测验，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 ” 。面对原有仪器年久修失 、精度失调的情况 ，郭守敬在三年内就研制出简仪 、仰仪、玲珑仪等十多种新仪器 。尤其是 ，他将结构繁复的唐宋浑仪进行简化设计，使得测量天体位置更加实用 、精确 、简单 ，可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。
历法编纂的精度 ，同样见证着郭守敬深厚的数学功底，比如弧矢割圆法、百进位制等的创造性应用，在13世纪皆极为罕见 。同时 ，他还建立起一整套从观测 、计算到制定 、推广的科学工作制度 ，堪称“科研团队模式”的雏形 。
“他重新定义了中国古代的时间，也打通了北京城的命脉 ”。从星辰到河渠 ，郭守敬所取得的成就彪炳史册 。郭守敬被李约瑟称为“中国科学史上最杰出的人物 ” ，也被当代科技迷赞叹为“穿越者” 。为致敬这道“东方科学之光 ”，国内外机构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小行星、月球环形山及天文望远镜。
馆内展陈 ，图源北京郭守敬纪念馆（三）
翻阅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 ，像郭守敬这样卓越的科学家或工程师不少。比如，主持修建都江堰的李冰 ，发明地动仪的张衡 ，编纂《梦溪笔谈》的沈括，著有《本草纲目》的李时珍……尽管他们在当时的第一身份多是官员 ，可于后世而言 ，其流芳首先是因为在水利 、地质 、工程、天文、药学等方面的专业成就 。
中国古人以“格物致知”的方式，“经世致用 ”的态度，以及“保守述成 ”的记录传承 ，孕育出让人惊叹的发明创造 。在东方古代的实践之中 ，科学也好，技术也好 ，从来不只是复杂冰冷的成果 ，而都直接服务于生产生活。所谓仰望星空 、精研天道，最终皆是为了脚踏实地 、造福百姓 。
可这样的实用模式总伴随着一个争论：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？持截然对立观点的两派中 ，都有颇具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 。
称“无”者 ，如爱因斯坦认为，为自然科学奠定基础的有“两个伟大的成就 ”：一是“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 ” ，二是“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联系”；而“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”。
称“有 ”者 ，代表人物是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巨著的作者李约瑟，他认为 ，尽管“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”存在弱点 ，但是，“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 ”，而且“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，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” 。
可以看出 ，称“无”者，所使用的大抵是西方近现代科学的标准；称“有 ”者 ，则是以历史的观点来理解时代发展进程中的科学以及标准 。试图厘清这段争论 ，需要回归到科学的本来定义上。
“科学 ”源于拉丁文Scientia，意为“学问”“知识” ，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 ，其含义本身也在不断扩大与加深 。以发展的视角来看，科学理当是自古至今延续发展的传统 ，其中可以有技术传统、哲学传统 、实验传统 。
尽管如今一提到科学 ，许多人的反应皆是西方现代科学，但究其根本 ，它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和指导实践的工具 ，是不断完善的认知体系。以此广阔多元的视角来看，中国古代当然是有科学的 。否则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，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繁荣程度 ，皆远超欧洲 、领先世界，又将如何解释？
什刹海荷花市场夏日景观 ，图源《北京日报》（四）
这些年 ，越来越多人发现，无论是科学中心主义视角、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还是中国传统哲学视角 ，都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 。如果打破上述种种 ，将中国古代的科学实践，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视域之下 ，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科学活动的价值与意义。
以多元而非狭隘的视角来看 ，我们能从《墨经》中看到实验思维，从《本草纲目》中看到分类思维 ，从《天工开物》中看到技术集成……更不用说 ，那些深度融入古代经济社会，从而带来社会繁荣 、甚至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伟大技术。长于经验与实用的技术传统，同样需要建立在观察探索 、实践检验的基础之上 ，其独特应用价值也应该被珍视和认可 。
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 ，不管是科学、还是技术，都从来不曾缺位 。某种程度上 ，也正因有绵长辉煌的技术传统 ，有漫长经验的积累与沉淀，作为现代化后来者的中国 ，能够在如今的科技创新赛道上 ，很快实现追赶与跨越。
今天，当人们在什刹海畔瞻仰郭守敬铜像时 ，仿佛能看到科学之光穿越时空 ，照亮中华文明对未知的持久求索 。当从灿烂文明中走出来的东方国度，愈加自信地拥抱现代科学 ，一定会以更加昂扬自信的风貌 ，奔赴下一程星辰大海 。
来源：北京日报客户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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