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朝末年，藩镇割据 、军阀混战 ，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 ，导致政权更迭频繁，摧毁了北方的经济基础。
由此拉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规模南迁 。从唐末至宋初，南方人口占比从约45%增至64% ，总迁移人数估计达400万 。
唐末至宋初有大规模的人口向南迁移
随之而来的是继南北朝以后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，再次重新定义并扩充了汉族的内涵和外延。
在这一次民族大融合过程中 ，文化和制度的传承再次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，成为维系中华文明连绵不绝的纽带。这与后来西方文化中以强调生物特征为基础的民族观念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。
这一段民族融合的历史 ，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政权在政治和军事制度上的探索史 。
唐朝的军事制度崩溃后 ，中原王朝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合适的武力输出模式，因而造成了五代十国的混乱。宋朝则矫枉过正 ，形成了畸形的军事制度 ，以至于长期偏安一隅 。
少数民族政权虽然武力强悍，但缺少成熟的政治制度 。契丹 、女真、党项等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后 ，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汉文化。军事上的征服者 ，纷纷成为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 。但它们也始终没有在政治和军事制度上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。
直到明朝整合了这几百年的历史经验，中原王朝才在军事上和文化上重新确立了双重优势。
明朝骑兵出征图
不过 ，后人的成就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 。这四百年民族融合以及制度探索的历史 ，仍然具有极高的价值，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 。
契丹改制
公元938年 ，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 ，并每年献帛三十万匹。对于一个契丹人建立的政权来说，这份厚礼却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统治难题 。
晋高祖石敬瑭
契丹崛起的根基是游牧经济 ，其社会组织是建立在草场公有、全民皆兵基础上的部落制 。
燕云十六州位于如今的山西 、河北 、北京等地的北部。
早在唐朝中期，这一地区的人口在与中原农耕人口频繁的交融后 ，已经掌握了农耕技术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农耕文化的认同。
燕云十六州
因而，辽朝面临一个关键问题：若在此地强行推行草原制度 ，势必破坏农耕经济基础；若全盘汉化 ，辽国统治者又担忧丧失骑射之本，失去军事优势 。
此时，一个汉人谋士韩延辉提出了一个解决之法 。
韩延辉原是后梁幽州参军 ，出使契丹时因不屈服于耶律阿保机而被扣留。阿保机怒其不拜 ，将其扣押在辽国牧马 。
韩延辉提出“筑城郭，分市里 ，以处汉人 ” ，确立了定居与游牧并行的方略 。
同时，他还为辽国制定了初步的法律和赋税制度 ，使契丹政权从一个由约定俗成的习惯法进行统治的游牧集团 ，开始建立成熟的政治制度。
期间，韩延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“因俗而治 ”的二元管理体制 ，即南北面官制 。
南北面官制
该制度的核心是设计两套并行的行政班子，分别管理少数民族与汉人的事务 。北面官系统主要负责契丹及其他游牧部族的事务 ，其官员“冠服居处 ，一如契丹之俗”，保留了契丹的部族组织形式。北面官系统掌握着辽国的核心军事力量，如宿卫军和皮室军 。
南面官则负责治理汉人、渤海人聚居的燕云十六州和辽东地区 。南面官系统的全盘移植了唐朝的三省六部制 ，设尚书省 、中书省 、门下省 ，并沿用唐律进行司法管辖。官员多着汉服、行汉礼 。
通过南 、北面官系统，辽国初步解决了两地治理的矛盾 。但是 ，久而久之 ，一个国家中的两套体系必然会相互影响和渗透。
随着燕云十六州在辽国的经济重要性日渐突出，汉人的政治地位也不断上升。为了换取汉人的政治认同 ，辽国还模仿了科举制度 ，为汉人精英提供了上升通道 。
到中后期，契丹贵族对汉文化的推崇日盛 。辽道宗耶律洪基曾用白银铸造了一尊佛像 ，并在背后亲笔刻下六个大字：“愿后世生中国”。这里的中国 ，在当时的观念里是指中原地区 。
辽道宗耶律洪基
与此同时 ，不少原本属于南面官体系的汉人官员 ，还不断被北面官系统吸收，使得辽国政权进一步汉化 。
另外，通过宋辽边境的“榷场 ”贸易 ，宋朝输出的茶叶 、丝绸、瓷器等生活用品也在逐渐改变契丹贵族阶层的生活习惯。
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 ，许多契丹贵族阶层逐步实现了文化转型，其身份认同与生活习惯逐渐向汉族靠拢 ，成为汉人社会的一部分 。
辽国采用两套管理系统的另一个原因是 ，当时北方的民族情况极其复杂，辽国在北部边境长期面临来自女真族政权金国的军事压力 。
辽国希望通过分开管理 ，一方面使得契丹的军事贵族保持战斗力 ，另一方面将汉人排除在核心军事系统之外。
但是，这种尝试最后被证明是失败的 。辽国始终无法有效动员北方的人口 ，为其找到合适的武力输出模式 ，反而还要分兵防守，使其最终被金国所灭 。
不过 ，金灭辽之后 ，在很大程度上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。
金国汉化
公元1125年，金灭辽，成为北方的主要政权 。
公元1125年金宋联合灭辽行军图
金朝当时实施的是“猛安谋克 ”制度：三百户为一谋克 ，十谋克为一猛安，属于兵民合一的部落制度 。
入主中原之后 ，大量女真人被整建制地迁入河南 、山东等地。金没收了汉人的良田 ，分给这些女真军户，实行“插花式”混居——即在汉人村落中间安插女真村落 ，意图“以此治汉地 ”。
这一军事移民政策的初衷是控制汉人 ，但结果却是女真人的迅速汉化与贫富分化 。
女真人不善农耕，往往将土地租给汉人耕种 ，自己沦为寄生阶层 。但是 ，大量女真人缺乏经营观念，常常将家财挥霍一空 ，再将土地卖给当地的汉人 ，最终贫困潦倒。
这一地理上的大转移还切断了女真贵族与白山黑水老家的联系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迅速汉化 。
为了方便交往 、做生意以及对汉文化的仰慕，许多女真贵族开始在非正式场合给自己起汉名 。
1135年 ，金熙宗推行汉化改革 ，完全采用唐宋官制，确立了三省六部制 ，分为尚书、中书 、门下。
三省六部制
为了笼络汉人或表彰功臣，朝廷会进行“赐姓 ” ，汉人可以被赐女真姓 ，女真功臣也会被赐予类似汉姓的荣誉称号 。
1153年，完颜亮进一步废除了大量女真旧制 ，官方规定行汉礼 ，改汉姓，并力排众议将国都从上京会宁府（今黑龙江阿城）迁至中都（今北京） ，后又迁往开封 。
金朝的统治中心完全进入中原腹地。这导致“因俗而治”的空间被极大压缩 ，定居中原的女真人走向全面汉化的速度大大加快 。
完颜亮统治时期，女真皇族由完颜改为“王 ”姓，其他贵族姓氏也按音译或意译的方式改为单姓汉字 。
到了金朝中后期 ，女真社会的文化面貌已发生根本性转变。金世宗完颜雍曾感慨：“女真渐忘旧风……后世均汉人矣 ” 。
因不满女真的汉化倾向 ，金世宗发起了一场去汉化的改革 。
金世宗完颜雍
他下令皇族子弟必须学习女真语和女真文字 ，并将《五经》翻译成女真文 ，规定亲王 、百官必须练习骑射，禁止擅自改汉姓等。
他还下令在河南、山东等地的女真人集中居住 ，试图通过聚居来保持民族特性。
针对女真人贫困化、出卖土地给汉人的问题 ，金世宗多次动用国库赎回土地再分配给女真人 。但是，这种赎买的方式治标不治本 。一段时间后 ，许多女真人往往再次将土地卖出 ，重新返贫。
整体来看，金世宗的政策未能扭转女真人汉化的趋势 。
而且 ，宋金之间经济联系密切 ，南宋的铜钱大量流入金国 。在民间，百姓更认宋朝的铜钱。金朝一度下令禁止宋钱流通，但收效甚微 。
金章宗时期 ，女真汉化进程达到高峰 。金朝的主要法典《泰和律》几乎全盘沿袭《唐律疏议》。女真旧俗中的部分传统被严禁 ，儒家伦理流行开来 。
定居中原的女真人改王 、李等汉姓已成风尚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汉人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 ，除了户籍上还标注是“女真”外 ，在名字 、语言、服饰等各方面已与汉人无异 。
当蒙古大军南下灭金时，这些改了姓的女真人被直接划入了“汉人 ”。
整体来看 ，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仍然面临政治和军事制度无法协调统一的难题 ，在政治上进行汉化改革时，军事上依然在依靠旧的贵族武装 ，没有在新的统治地区找到合适的武力输出模式 。
最终 ，金朝的结局与辽非常相似，被北方新崛起的蒙古族政权灭亡 。
特殊的元朝
公元1279年 ，元灭宋 ，从形式上完成了统一。
公元1279年元灭宋完成统一
元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非典型王朝。从完成统一算起，元朝的国祚仅有89年 ，在主要朝代中属于非常短的一类 。
这与元朝始终缺少成熟的政治制度 ，同时汉化程度又比较低有很大关系 。
从历史课本上，我们知道元朝实施了“四等人制 ”：第一等级是蒙古人；第二等级是色目人 ，主要是被蒙古贵族视为助手和管家的西域人；第三等级是汉人 ，主要指辽 、金时期经过民族融合后的北方人；第四等级是南人，指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。
元朝在科举考试中也按照种族采取不同措施
但实际上 ，由于治理能力有限，元朝的很多政治制度根本无法贯彻到基层 ，以致于社会上出现了“汉主蒙奴”的现象 。
在元朝定居中原的过程中 ，大量普通蒙古牧民失去了草场又缺乏农耕技能，迅速陷入贫困 。
为了生存 ，许多贫苦蒙古人会将子女卖给汉人富户为奴 ，或投身汉人富户做佃户。
元朝模仿宋制，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，在地方设立了行中书省作为直接由中央朝廷管辖的一级行政区 ，并且规定汉官充任地方长官 ，必须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“达鲁花赤 ”进行监临 。
但是，在实际的地方治理中 ，这些人往往不懂汉语 ，不通农事，只关心税收上缴 ，具体的行政事务仍是由汉官或胥吏来处理 。
元朝废除科举长达数十年 ，直到1313年才恢复，且录取名额极少。地方上的汉族知识精英无法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，意味着切断了中央与基层社会的连接纽带 。
元朝的中央统治机构 ，实质上形成了“悬浮朝廷 ”，无力对地方进行有效治理 。反过来 ，地方上的世族豪强也过着“天高皇帝远”的生活。
直到今天 ，不少现代人称赞元朝是“最自由”的朝代，例如不搞文字狱，言论自由；不抑制土地兼并 ，尊重市场经济等等 。但这些实际上是元朝的治理能力低下造成的 ，并非统治者的主观意愿 。
而且，这里的“自由 ”显然是世家豪强的自由 ，那些卖身为奴的人是享受不到的。
治理能力的缺失还导致元朝无力应对农业社会的最大挑战之一：天灾。
1344年黄河大决口 ，元朝不仅反应迟钝而且国库空虚 。朝廷只能一边简单粗暴地强征民夫修河，一边大量印制“至正宝钞 ” ，来解决税收不足的问题 。
至正宝钞
结果，救灾变成了害民 ，滥发的纸币导致物价飞涨 ，修河工地的恶劣环境还直接引爆了红巾军起义。“莫道石人一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”成为引动元朝覆灭的信号 。
对比如今的美国 ，“自由 ”的政府不管救灾 ，看来是古往今来的通病 。
整体上看，元朝统治期间，由于蒙古人和色目人在社会中的占比很低 ，客观上导致了“汉人 ”的概念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扩容。
在元朝之前 ，几乎所有定居中原的人都被归入了汉人，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。
另外 ，尽管政治上存在严格的等级框架 ，但经济力量往往能在微观层面击穿身份的壁垒 。对于底层老百姓而言，无论哪个民族面对天灾人祸都承受着相似的生活压力 ，因而产生了共同的情感。
同时 ，元朝的粗放治理意外地释放了市井文化的活力，催生出了元曲这一文化产物 ，使得底层百姓在共同的生存困境中产生了跨民族的认知 。
元曲
而且，受限于治理水平 ，元朝在统治过程中始终高度依赖原有的游牧贵族军事集团 ，他们随着生活的安逸在不断地腐化堕落 。
相反，元末起义军在不断的军事对抗中，再次找到了合适的武力输出模式。
红巾军起义
历史上 ，古代中国的统一进程多由北向南推进，南方政权鲜有成功北伐的先例 。明军却从南方起兵 ，最终推翻元朝统治 ，打破了“北方统一南方”的历史惯性 。这个经过了多重融合的古老民族，终于重新焕发了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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